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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商丘地处中原腹地，物产丰富，交通便利，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丰厚。殷商文化之源头，有重视教育之传统，这正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所载：“有先王之遗风，厚重多君子。”商丘在北宋初年为宋州，是后周宋州节度使赵匡胤的治所，史称商丘是宋朝的潜龙之地。公元960年，赵匡胤称帝后，定国号为“宋”。依据宋州在北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和交通优势，在景德五年（1005年）升宋州为应天府。大中祥符三年（1010年）宋真宗将曹诚捐资所建的书院诏赐为“应天书院”。大中祥符七年（1014年），升应天府为陪都南京。此后，应天书院又称“南京书院”。据清《归德府志》记：五代后晋时期的宋州虞城邑人杨悫（893—960年），颇有学识，热衷教育，应时代所需，在归德军将军赵直的支持下，于公元936—974年在睢阳兴建“睢阳学舍”，成为“应天书院”的前身。杨悫办学成绩显著，培养了如戚同文等不少人才。杨悫去世后，其弟子戚同文继承杨悫的事业，在赵直将军的帮助下，筑室、教书授徒。《宋史·隐逸·戚同文传》载：“戚同文，字同文，宋之楚丘人。世为儒。幼孤，祖母携育于外氏，奉养以孝闻。祖母卒，昼夜哀号，不食数日，乡里为之感动。始，闻邑人杨悫教授生徒，日过其学舍，因授《礼记》，随即成诵，日讽一卷，悫异而留之。不终岁毕诵《五经》，悫即妻以女弟。自是弥益勤励读书，累年不解带。时晋末丧乱，绝意禄仕，且思见混一，遂以‘同文’为名字。”《玉壶清话》载：“戚同文，宋都之真儒也，虽古之纯德者，殆亦罕得。其徒不远千里而至，教诲无倦，登科者题名于舍，凡孙何而下，七榜五十六人。”宋初的著名人物许骧、宗度、王砺等进士皆出其门，时声震朝野，世人称之为“睢阳先生”。戚同文逝世后，被朝廷受赠礼部侍郎，以彰其功。其二子戚维、戚纶均在朝为官。“睢阳学舍”失去了主持，教学工作逐渐中断，学舍停办废弃。

　　清《归德府志》载：“宋应天书院：在旧城州治东。宋大中祥符三年，邑士曹诚建学舍百五十楹，聚书千五百卷，招明经艺者讲习其中。有司以闻，赐额‘应天书院’，久废。”其意思在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，家资雄厚、藏书丰富的应天府富民曹诚，愿重新恢复睢阳学舍，并邀请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持，首捐金三百万，在睢阳学社旧址重建学舍150间，聚书1500卷，并愿悉数捐赠给朝廷。大中祥符三年（1010年），根据曹诚的请求，应天府上呈朝廷，宋真宗皇帝为之嘉叹，“面可其奏”。钦命端明殿学士盛度作记，前参知政事陈尧佐题其榜，表彰曹诚捐资建学舍之举，正式御赐院额“应天书院”。并在学院立敕赐碑，应天书院由应天府设提举官直接管理，从此睢阳学舍由私学变为官办学院。大中祥符七年（1014年）应天府升为南京，“应天书院”又称“南京书院”。范仲淹在1028年撰写此记时，故以级别较高“南京书院”以记之。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北宋朝廷逐步加大对应天书院的投入和管理。

　　23岁的范仲淹在知其身世后，愤然从山东长山辞母来应天书院求学，并通过5年的苦学。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载：“少有志操。之应天府，依戚同文学。昼夜不息，冬月惫甚，以水沃面；食不给，至以糜粥继之。人不能堪，仲淹不苦也。”范仲淹于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进士及第，初任广德军司理参军，天圣元年（1023年）在南京娶李氏女结婚立家。南京李氏是名门，其伯父李昌龄官至副宰相。其家族有8位进士，4位有传。天圣四年（1026年）八月，范仲淹母亲谢氏去世。按规制范仲淹回南京为母守丧（丁忧），天圣五年（1027），南京留守晏殊知范仲淹有才华，便邀请他掌教南京书院。范仲淹应邀后，为实现忠君报国之志和报答母校的培养之恩，竭尽全力的组织教学，精心授课。他经常住宿在学院，督导教学，勤劳恭谨，以身作责，言传身教。为了提高教学效果，他所授的每一课，自己先写范文，如《用天下心为心赋》《以蒙养心腹》《君以民为体赋》等。范仲淹在南京书院掌教期间，正是本院发展的鼎盛时期，如在天圣五年（1027年）的殿试中，状元王尧臣、榜眼赵概均出自南京书院，范仲淹为南京书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世人总结为先是南京书院造就了范仲淹，后来范仲淹又成就了南京书院。到天圣六年（1028年），范仲淹为母守丧期将满时，他怀着对母校的留恋、热爱和愿景，写了他一生中第一篇记，即《南京书院题名记》。

　　在思想方面主要表现在“忧乐天下”上。范仲淹在青年时便有先忧后乐的情怀，其思想最早见著于《南京书院题名记》，如本记：“若夫廊朝其器，有忧天下之心。进可为卿大夫者，天人其学，能乐古人之道；退可为乡先生者，亦不无矣。”这与《岳阳楼记》中的：“退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是进亦忧，退亦忧，然则何时而乐耶……”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，其前者是基础，后者是前者基础上的升华和提高。《南京书院题名记》写于1028年，而《岳阳楼记》写于1046年。这时，范仲淹已是58岁，作者通过18年的先忧后乐的社会实践，使其忧乐天下的思想得到丰富、完善、提高和提炼。故能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写下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传世名句。

　　在艺术方面，《南京书书院题名记》与《岳阳楼记》都巧妙地运用了赋体，实现了骈散完美的结合，叙事、写景、抒情与议论结合紧密，融合一体。在结构上都表现出层次分明、严谨，立意高远，意涵深刻，实现内容美与结构美的和谐统一。在表现形式上，大量运用拟人、对仗、排比、夸张等修辞手法。特别是句段开头，转折用词有着明显相同传承之处。如前者有“然则文学之器”，后者有“然则何时而乐也”；前者有“至于通《易》之神明”，后者有“至于春和景明”；前者有“若夫廊朝其器”，后者有“若夫淫雨霏霏”；前者有“观夫三十年间”，后者有“予观夫巴陵胜状”；前者有“登斯缀者”，后者有“登斯楼也”等。在夸张、比拟方面运用的十分得体，如本记：“聚学为海，则九河我吞，百谷我尊；淬词为锋，则浮云我决，良玉我切。”在排比修辞手法的运用也有奥妙之处，如：“或醇醇而古，或郁郁于时；或峻于层云，或深于重渊。”“至于通《易》之神明，得《诗》之风化，洞《春秋》褒贬之法，达礼乐制作之情，善言二帝三王之书，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，盖互有人焉。”等用词准确，概括精练。这对华夏传统文化的概括非常精辟，堪称传世之典范。这与《岳阳楼记》对洞庭湖自然景观的描写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成为内部传承关系密切，比翼双飞的两篇传世名记。

　　由是风乎四方，士也如狂，望兮梁园，归于鲁堂。辛甫如星，缝掖如云。讲义乎经，咏思乎文。经以明道，若太阳之御六合焉；文以通理，若四时之妙万物焉。诚以日至，义以日精。聚学为海，则九河我吞，百谷我尊；淬词为锋，则浮云我决，良玉我切。然则文学之器，天成不一。或醇醇而古，或郁郁于时；或峻于层云，或深于重渊。至于通《易》之神明，得《诗》之风化，洞《春秋》褒贬之法，达礼乐制作之情，善言二帝三王之书，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，盖互有人焉。若夫廊朝其器，有忧天下之心。进可为卿大夫者，天人其学，能乐古人之道；退可为乡先生者，亦不无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