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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22年初，两家慈善基金启动了专属的“科学侦察兵”项目，可以理解为这种初始概念的扩展：Survival and Flourishing Fund（SFF），主要由Skype联合创始人Jaan Tallinn资助，宣布了其Speculation Grants计划；Future Fund，由FTX加密货币交易所创始人Sam Bankman-Fried发起的慈善项目（注：不再活跃）。Future Fund从设立起，就承诺尝试不同的资助模式；他们的侦察兵计划（他们称之为“再捐赠者计划”）被设计为持续6个月的实验，与另一个更传统的“公开申请”型资助计划并行。

　　在科学界内部，2014年，Johan Bollen、David Crandall、Damion Junk、Ying Ding和Katy Börner发表了一篇论文，提出“一种高度分散的资助模式，利用全体科学界的智慧，来实现公平的资助分配”，这为“科学侦察兵”提供了早期灵感。他们提议，机构不要再用同行评审做出资助决策，而是每年都向科学家提供固定数额的资金，但其中一定比例必须被分配给其他科学家。Bollen是印第安纳大学信息学和认知科学教授，他称这个系统为自组织资金分配（SOFA），并认为它将显著降低与同行评审相关的行政成本。

　　所有上述的“侦察兵计划”都至少部分资助支持科学研究，而2022年启动的另外两个侦察兵计划则专门关注科学研究：Experiment Foundation的科学天使计划，和Hypothesis Fund。Experiment Foundation为科学家提供5至10万美元的预算，科学家可以把这些资金分配给科学众筹平台Experiment上的项目。Hypothesis Fund是由Reid Hoffman和比尔·盖茨等人资助，为科学家提供每人30万美元的预算，让科学家可以分配给其他早期研究项目。这两个计划都为科学家提供一年时间来分配他们的预算。

　　激励制度有助于鼓励“侦察兵”更加积极主动。“侦察兵”的激励可以与未来可以获得的预算挂钩，以他们投入的工作量、或项目的有效性决定。这里还有很大的研究和实验空间：哪些因素可以驱动更好的资助项目，“好的”项目究竟如何定义？例如，虽然Hypothesis Fund和Speculation Grant在其网站上公开了自己的“侦察兵”，但前述红杉资本的计划中，“侦察兵”是保密的；公开宣传会影响“侦察兵”的活动水平吗？“侦察兵”的职业阶段（青年 vs 资深科学家）会影响他们的资助质量吗？